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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用工荒背后的中国人口结构矛盾
时间:2018/2/27 9:50:46 来源:zdzy


近日,易富贤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用工荒背后,是中国人口的结构矛盾,而今后十多年想改善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也是突破口之一。


    作为《大国空巢》的作者,人口学者易富贤因他独特的人口学见解被人所知。近日,易富贤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用工荒背后,是中国人口的结构矛盾,而今后十多年想改善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结构,儿童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也是突破口之一。

    民工荒背后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自2003年以来,连续十年出现民工荒,从人口学者的角度,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易富贤:2003年开始,中国沿海开始出现“用工荒”。2008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 “用工荒”戛然而止;然而,2010年之后,用工荒卷土重来;2011年、2012年更是全线告急,珠三角告急,长三角告急,甚至江西、四川、湖南这些以往劳动力输出大省也全面告急。

    对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忽冷忽热的现象,其实从人口学角度能够解释。2010年人口普查证实1996年~201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4左右,远远低于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中国总和生育率持续降低。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对青壮年劳动力的变化最为敏感。2002年中国20岁~39岁青壮年劳动力达到4.5亿的顶峰,2003年开始负增长。中国在2003年之后出现民工荒。
 
    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回升后用工荒更加凸显,这次与2004年的民工荒有着本质的不同,不仅20岁~39岁人口快速减少,而且19岁~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急剧减少。

    2006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认为15岁~64岁总劳动力要在2016年才达到高峰,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2012年在达到顶峰后就开始负增长。

    日报:与民工荒并存的是就业难。您如何解读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

    易富贤:中国现在坚持低生育水平,一个重要理由是认为人口多导致就业压力。而作为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就业机会更取决于人口,而不是人均收入。有多少人口,就有多大的消费市场,就有多大的需求,就有多少就业机会。

    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消费产品剩余化、多样化的时代。现在缺的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我比较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发现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与总人口比例在50%左右或以下。

    中国目前之所以失业问题还不严重,是因为国际社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目前,一是中国年轻劳动力正在快速减少,大量的企业将转移到印度等年轻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二是发达国家由于人口结构老化,购买力下降;三是发达国家在拓展新产业出现困境后,为了保证国内就业,将保护制造业。

    这三方面原因将导致国际社会提供给中国的就业机会减少,而中国的内需市场根本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大量中老年人劳动力将失业。中国将面临“年轻劳动力短缺”和“中老年劳动力过剩”长期并存的局面。

    日报:有观点认为,好像中国人口多,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可无限供应,您又怎么看中国目前和未来的劳动力供应形势?

    易富贤:从日本的情况可见劳动力变化对经济的影响。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15岁~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1995年之后开始负增长,1995年~2010年GDP年均只增长0.9%。

    中国现在不但面临劳动力短缺,也面临人口结构老化,中位年龄将从现在的35岁提高到2030年的44岁。中国产业升级的能力将越来越难。中国年轻劳动力短缺却很可能让“中国制造”既减量,又提不了质。

    中国15岁~64岁总劳动力从1979年的5.6亿增加到2012年的10亿,而目前从数据看,中国20岁~39岁青壮年劳动力到2011年减少为4.2亿,比2002年减少了7%,而到2032年将减少到2.9亿。

    社会对19岁~22岁人口数量变化最为敏感,这是企业所需的最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是大学年龄人口,是参军入伍年龄人口。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2009年中国19岁~22岁人口数量达到历史顶峰(1.05亿),然后就快速减少,到2019年只剩下0.57亿,10年下降差不多一半。

    劳动力短缺并不意味着充分就业,相反,失业率会更高。日本劳动力短缺后,失业率反而从1980年~1989年的2.5%升高到2000年~2009年的 4.65%。中国与日本还不同,中国有庞大的“过剩”中老年劳动力,产业升级之后,他们如何就业?

    劳动力红利是真红利

    日报:人口红利被认为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动力。有学者认为,目前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助推即将消失,您的观点呢?

    易富贤: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P率先引进人口红利理论,将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所引起的抚养比降低称为“人口红利”。胡鞍钢等经济学家也认同这一观点。2006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也认为,“生育率下降导致人口抚养比下降1/3,为经济增长创造了40年左右的‘人口红利’期。”

    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0岁~14岁儿童、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人口)之比,总抚养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岁~14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

    其实儿童抚养比是投资,老年抚养比是还债;生育率下降越快,儿童抚养比下降越快,今后老年抚养比上升越快。我比较了1961年~2010年日本、欧盟的人均GDP增长率与抚养比的关系,发现人均GDP年增长率与儿童抚养比是正相关关系,而与老年抚养比是负相关关系。

    中国经济确实将在2013年后开始减速,但并非因为总抚养比上升,而是因为劳动力开始减少和老年化加速。所以,真正的人口红利是人口数量红利、劳动力红利,而不是低抚养比。

    日报: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的问题。这种人口结构将对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影响?

    易富贤:有人认为总抚养比低就是人口红利。我比较各国的情况,发现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总抚养比太高意味着“不堪重负”的人多,总抚养比太低意味着“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多,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总抚养比在50%~60%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提供就业机会。

    六普显示2010年中国总抚养比只有34%,比当年日本或韩国抚养比的最低点还要低,必然导致今后老年抚养比(人口还债)的大幅反弹。中国未来的人口负债比日本和韩国要严重得多。

    2010年世界平均儿童抚养比为41%,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1%,连发达国家平均也还有24%,中国只有16.6%。

    中国近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低(儿童抚养比太低),内需不足,不仅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更主要是消费者数量不足;中国远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高(老年抚养比太高),劳动力不足和老年化。

    化解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发展婴童经济,通过提升现在的儿童抚养比,而降低今后的老年抚养比,尽量让人口结构恢复到柱状结构。

    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只能依赖内需,既需要提高人均消费能力,更需要增加消费者数量。如果中国能在今后十多年将儿童抚养比提高到30%左右,将总抚养比提高到50%左右,那么中国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包括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将大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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