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落日的辉煌》所引发的思考

  2000年6月19日《学习时报》发表了《落日的辉煌》一文。文章的副标题是《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文章发表后，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作出重要批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国内外几十家报刊先后予以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十年过去了，在全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90华诞的今天，重读《落日的辉煌》，倍感意义非凡。

  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经验和执政规律所发出的时代宣言，是我党在新的发展阶段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党交给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任务。要完成这个重任，首先要认清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机遇，这个背景和机遇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处于一个以信息革命为基础的世界网络化、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长期执政和永葆基业长青就必须把握历史机遇，顺应时代大势，完成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历史任务：学以警醒、学以沟通、学以超越。

学以警醒

  我们党为什么在建党近九十年，执政六十余年的时候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特殊的时代背景。1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经历世界格局全球化的进程，一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工业革命为基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第二次就是20世纪末至今以信息化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第一次全球化进程中，大清王朝的统治者昏聩无能、麻木不觉，以至于被这个时代所抛弃。康乾盛世时期，中国的经济总量、人口总量、出口总量，几乎都是世界第一，我们的对英贸易长期出超，以至于英帝国主义绞尽脑汁都难以扭转对华贸易逆差。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加速发展。但是，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却不看这个世界的大变化，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自康乾盛世后短短100年的时间，大清帝国就

  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落入受欺挨打的可怜境地，其历史教训发人深省。

  在第二次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则是以一份自觉和警醒，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解放思想和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这个成就的取得，归根结底是重视学习和善于学习的结果。

  1978年12月24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当天，同一期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整版评论员文章《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其深远意义自不待言。1999年9月17日，全党第一份专门讲学习的大报《学习时报》创刊，江泽民同志亲自题写报名，胡锦涛同志作了《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发刊词。自2008年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进修班开学和毕业典礼上，先后围绕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和做人、干事，分别做了重要讲话，尤其是他在围绕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讲话中指出：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人生成长之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从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到邓小平同志“学习是前进的基础”，从江泽民同志“学习学习再学习”到胡锦涛同志“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对于共产党人加强自身学习的谆谆教导教导一直是常讲常新、语重心长、振聋发聩。

  自1999年9月17日全党第一份专门讲学习的大报创刊，到2009年9月18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十年之约，寓意深刻。与其说这是一种历史的巧合，到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何理解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国家兴盛之要？1945年，黄炎培参观延安之后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听了黄炎培的一番话，毛泽东微笑着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同志所找到的新路——民主，是共产党人跳出这周期率的法宝，这个诚然不错。找到了这条新路，固然很重要，但如何走好这条新路，则是成功的关键。要领会历史周期律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正确理解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和“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这几个关键词，“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见于《左传.庄公十一年》，又见于《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悖”通“勃”，意思是：禹和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桀和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按照管理学的理解就是一个团队组织。一言以蔽之，任何一个团队组织，要想保持其生命长久，只有坚持学习，永不懈怠，“罪己”而不是“罪人”，不断地自我反思，自我革新，永远保持一份警醒和自觉。

学以沟通

  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如果不善于学习，不善于把握时代大势，都难以生存和发展。西方“学习型组织理论之父”——彼得·圣吉先生提出：“二十一世纪是学习的世纪”、“不学习就死亡”。这些话绝不是危言耸听。工业文明在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就超越了农业文明2000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大清王朝所面对的西方列强也并不是多么的不可一世，主要原因是清朝统治者所带领的这个团队不能看清世界大势：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鸣。

  说到这里,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大清帝国一个重要的人物——慈禧太后。这个女人因为洋人来华觐见皇帝不愿意下跪，就认为洋人是直腿，不能弯曲。不但慈禧太后相信洋人是直腿，就连“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对次也深信不疑。 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的时候，得到的“可靠”情报有两个，一是洋人的腿不会弯曲，二是洋鬼子天天吃牛肉，必须喝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否则就会胀死。好在林则徐毕竟不是个昏官，他到达广州之后，通过认真考察才明白了这两个情报是靠不住的。林则徐虽然明白了，但大部分清朝官员依然相信“洋人是直腿”，以至于许多部队在与洋人打仗的时候准备了长棍和钩镰枪，预备用其袭击洋人的“下三路”。

  这不是《笑林广记》里的故事，而是活生生的历史真实。我们可以想见，慈禧太后和文武大臣的智商并不低，但为什么会闹出“洋人是直腿”这样的笑话呢？原因就是他们不善于学习和拒绝学习，自欺欺人，组织团队层级上下层层欺骗，以至于最终到了高层管理者那里所得到的情报都是靠不住的假情报，这样一个上下不能沟通的团队自然也就成了一个愚蠢的团队。每个人的个体智商都很高，但团队智商却很低。这样一个愚蠢的团队，其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当然会大大下降。一个腐朽昏聩落后的团队面临一群刚刚经过工业革命洗礼的新生力量，这个团队当然会在这场殊死的搏斗中被打败。皇帝的新装终究是要被看破的！对于这场斗争，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今天，一个超越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新模式——信息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时代已经来到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当今的政治生态。这就对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提出了新要求。2008年以来，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先后在互联网上与网民对话，2010年1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全国基层党建工作手机信息系统开通仪式时，向基层党组织书记、大学生“村官”发出问候短信，在基层引起强烈反响。对此，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说：从手机信息系统推出可看出，中共确是一个在努力适应新时代潮流并应用新科技的执政党。

  学习的目的是武装自己，是学以致用，中央领导同志为什么要这样重视网络和新技术，他们是在向全党同志和全国的领导干部作出表率，让我们都来重视学习、重视网络，重视新技术、新观念，运用新技术保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良好沟通，实现信息对称，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不断提高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技术在升级，我们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也要不断地发展进步和升级。

学以超越

 当今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如果我们的理论不进行创新，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与时俱进，我们就根本无法引领时代。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让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这就要求理论工作者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推进理论创新，善于吸收世界先进的思想、理念，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要用群众看得懂、听得明白、喜闻乐见的语言进行理论创新。

  如何才能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理论工作者首先是要加大对学习型政党理论的研究。当前，理论界对于学习型政党缺乏系统深入研究，究竟什么才是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党真正要解决的是什么，这些问题还没有在理论界形成很好的共识，找到很好的路径和方法。中国是一个重视学习的国度，学习之风，自古盛行，古人把学习视为一种美德。传统意义上，我们理解的学习是一种以增长知识和获取信息为目的的学习；而学习型组织所倡导的学习则是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学习，是以开放的思维使人们获得一种行动的能力的学习。在这里，我们重要的不是单纯的获取知识和信息，而是需要得到一种行动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把这种学习概括为“学习力”。换言之，学习力就是指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的行动的能力。

  传统意义上的读书治学当然是学习，但不是我们的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党组织，我们的学习既不是传统的学习，也不等同于西方学习型组织的学习理念。西方学者彼得·圣吉所倡导的学习型组织，主张进行如下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系统思考。他认为，在学习型组织中“系统思考”最为重要，所以他把自己的著作定名为《第五项修炼》。彼得·圣吉对学习型组织有开创性贡献，他的理念吸收和借鉴了西方哲学和系统论的思想，其中也包括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就拿他的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来说，系统思考，就是系统科学与战略思维，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就是系统思考。共产党人有自己的信仰和共同愿景——这就是共产主义。共同愿景不是可以自行实现的，它需要不断地适应新的形势和社会变化，不断地适应、调整和改变自己，这就需要不断地改善心智模式，实现自我超越。彼得·圣吉的理论我们不可以照搬，但可以借鉴吸收，无论古今中外的先进思想和理论我们都可以借鉴和吸收。

  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来看，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一个团队，一个政党，唯一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就是具有比对手更好更快的学习能力，也就是学习力。组织要保持其组织的肌体健康，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有效的问题反馈机制和预警机制。学习型政党与学习型组织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提升我们的学习力。学习力的关键是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问题并不复杂，就是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工作中，问题无时不在，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发现它，解决它。这就像一个人患病，患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自己患病，更为可怕的是不承认自己患病，像齐桓公那样讳疾忌医。疾病可以治疗，关键是能不能及早地发现，及早地预防。在这一点上，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镜子，发生在我党历史上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缺乏反馈机制和系统思考，究其原因，都是因为“学习力”出了问题。苏共亡党、东欧剧变的历史悲剧更充分说明：一个政党一旦缺乏有效的反馈机制和系统思考的能力，就缺乏了对问题和时局正确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一个没有学习力的团队自然也就就变成了一个闭塞的团队、愚蠢的团队。

  历史教训和时代发展要求学习型政党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必须建立正确的、开放的、持续的反馈和反思机制，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反思自我，否定自我，挑战自我；第二，必须实现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通过学习提高团队的整体素质和工作执行力；第三，必须带着问题学习，在学习中解决上下沟通和信息对称的问题。人最难战胜和超越的就是自我，组织和政党亦然。中国共产党人要想不被自己打败，就必须完成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历史任务，学以警醒、学以沟通、学以超越。一个学习型的政党必须是一个善于学习和善于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政党，一个学习型的政党必须是一个始终保持一份警醒和一份自觉的政党，一个学习型的政党必须是一个善于不断地反思和超越自我、不断地革新和升级的政党。也只有如此，中国共产党人才能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永葆基业长青。

（本文原载《特区实践与理论》2011年第4期，总第189期。）（程冠军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理论网）